然而，随着上世纪末开始的高等教育持续扩招，各地方为了匹配急速扩大的招生规模，开始快速扩充高教规模，高等学校数量很快又进入了增长轨道。

对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提法，中国科学院院士郭雷感到很振奋也很受鼓舞：我的理解是在开放环境下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做领先型、原创型的高水平研究，而不是低水平重复。作为中国科协十大代表，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唐卫清听了报告后开始思考，中国计算机学会能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什么。

树立专心做科研的氛围，不能让年轻一代跟着帽子走、跟着评审走、跟着虚荣的荣誉走。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做出原创性工作，占领制高点，构建高新技术，形成新兴的战略产业。我们内心热血沸腾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德民也记住了这次掌声，他说，让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这是很好的举措。对人才自主培养的提法，刘中民深有感触。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培养国际视野的人才。

他们都是在研究所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任务和红外科学技术基础研究的过程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63年来，该研究所自立自强发展红外科技技术，培养了9个院士和一大批杰出中青年骨干。学校想让教师离开，也不容易。

而从应聘者来说，确有人抱着无论能否完成规定的任务、先答应可以完成进来再说的想法。反之，必然是双方都有责任。只要教师自己不提出辞职，一所高校就其人事制度来说，很难让一位教师离职。一旦到考核的时候，就一把尺子量天下，只要没有完成就解聘，即便是多给一点时间，哪怕是再多给一年，有时候也无济于事。

这份合同的最大特点是，一旦签署，若没有正当理由，高校无法终止这份合同。因为人们一旦进入某所高校，似乎就意味着已经在这所高校具备了终身的教职。

如此一来，我们就只能期盼这样的制度能够更加完善。其次，凡是最终出现矛盾者，大都是考察过程不够严密不够慎重所致。第三，破除壁垒，推动高校人员可以更加自由的流动。从校方来说，未能认真考察应聘者，也未很好估量其是否能够完成该校所规定的任务。

我相信，只要有人才流通的渠道，中国高校无论是否借鉴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同样可以建立很好的人才聘用制度。再次，不说进入终身教职系统，单单强调非升即走实在是把经念歪了。除了哈佛等极少数高校要求正教授外，绝大部分高校到副教授阶段这个槛儿，就会给予终身教职。等到进来之后、特别是到两三年后的考核时，出现双方矛盾的时刻也就不奇怪了。

作者：郭英剑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号 发布时间：2021/6/9 21:05:59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把终身教职简化为非升即走？实在是把经念歪了｜观点 作者｜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近日上海发生的一起惨剧让众人热议的焦点直指当前高校普遍实施的非升即走的人事聘任制度。其次，校方与院方应加强过程考察，全面认真地了解应聘者的所有情况，包括是否能够完成规定的任务等，申请者也应慎重考虑个人能力与学校（有时候可能是不合理的）要求之间的间距，之后再考虑是否申请，避免双方未来出现激化矛盾的地方。

细观事件，将非升即走归结为这起悲剧发生的必然结果并将其看作是一个逻辑链条，显然无视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行凶者可能有的心理疾患、（他认为的）可能不良的工作环境、内外交困的生活状态等。把终身教职简化为非升即走，是取其后果而不顾及其精髓的一种说法，有所不妥。

因此，我非常理解人们更加关注非升即走这一美国舶来品在中国的落地实情。就此而言，中国高校教师早就是终身制了。这令青年学者徒生紧张感，总是被即走的严重后果压迫着，难以安心教学与科研。美国大学一般将教职分为三个等级：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我们知道，中国高校的人事制度虽然与美国的聘任制度不同，但我们的教师实际上是属于教职终身的，即从入教职的那一天起，大都进入了终身制了。这也是为什么国外只要能够拿到tenure track的offer，本人和亲朋好友都会欢天喜地，最终也都会顺利晋级的原因。

应该更多地看到青年学者潜在的能力与未来的发展。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经常聘任讲师，而且讲师也要求有博士学位或者相应领域中的最高学位。

比如发表多少文章、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出版多少著作、在何种级别的出版社出版、获得何种级别的科研项目与获奖等。对于那些讲课好的，在高校任教时间久的，可以晋升高级讲师。

然而，非升即走毕竟是这次悲剧事件的诱因之一。终身教职合同中一般会规定，在未来6-7年时间内，若不能晋升为副教授以上的职衔，实际上就意味着未能进入到终身教职序列之中，那就只能改换门庭另攀高枝。

在高校中，与之相关的原初术语是终身教职（tenure track）。他们只负责讲授基础课程，主要讲授本科生的课程，特别是一些基础类的大班课程。而不是天天盯着那些指标，不断询问是否完成或者能否完成。一般来说，除了对于教学任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外（比如需要上多少门课程），对于科研任务并无特别具体的规定。

但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防止聘任制度制定的不合理、不完善，从而难以贯彻执行而沦为一种摆设，也要防止因为其他环节的缺失或者不配套，导致聘任制度变成了过度惩治极少数教师的一种手段。而应聘者大都会在去应聘之前就衡量过自己是否可以在6-7年完成应聘单位的任务，答案是正向的，才会去应聘。

如果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特点而出现了相关问题，学院与个人双方可以有回旋余地全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来发展安全可控的第三代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真正造福于人类。

所谓的第三代人工智能，其发展路径是融合第一代的知识驱动和第二代的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在前两代理论的基础上发展第三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建立一个完备的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具体的思路上，利用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4个要素，建立新的可解释和鲁棒的AI理论和方法，从而发展安全、可信、可靠和可扩展的AI技术。

作者：沈春蕾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1/6/9 16:36:52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张钹院士：建立完备的人工智能基础理论 作为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给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数据隐私、算法偏见、技术滥用等安全问题正给社会公共治理与产业智能化转型带来严峻挑战。从数据层面看，现在人工智能应用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数据质量，但由此会带来隐私泄漏、数据确权等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数据安全的问题，人工智能产业也不可能健康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智能技术的产业化，催生了新的产业，如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城市、自动驾驶等。以无人驾驶为例，AI训练的时候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情景，当遇到新的突发事件便无法处理，就会造成AI技术的误用，有可能是无意识的误用。

这样发展第三代AI和AI治理一起抓，以达到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第二个问题是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中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算法层面、数据层面与应用层面。

首先，AI的发展将引发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同时，这种脆弱性还使得人工智能系统容易被攻击、被欺骗，给AI技术的滥用造成可乘之机。

尽管经历了第一代AI的符号主义模型（知识驱动）和第二代AI的亚符号（连接）主义模型（数据驱动），但它们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构成AI的理论基础。在算法层面看，现有的AI算法较脆弱，泛化能力较差，这意味着如果将算法运用到与训练场景区别很大的实际场景中，就会存在安全问题。